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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晋代谢赫把"骨法用笔"作为绘画"六法论"之一后，"书法用笔"即成为从人物画到山水画又到花鸟画的自觉追求。如果说晋唐的书法用笔主要是指线勾线描和皴法的话，那么，经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派之后，书法用笔愈来愈以包括提、按、顿、锉在内的更全面的笔法融入绘画。中国画的意象性也因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更加注重写意性以及包括笔意、笔势、笔趣在内的书写性的审美情趣。花鸟画由于形式构成的独特性而更加注重书法用笔的作用，又特别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契合了文人的审美意趣而愈需要书写性的谐和。这样，中国画的书写性就成为宋代以降历代文人画甚至所有中国画的美学追求。花鸟画一系，经宋元文人们的发挥和发展，到明末徐青藤、陈白杨这里，他们把个人性情与书写性进一步融合，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境地，及至清初八大则达到一个极至，他的花鸟画与书法的笔法、笔意、笔势、笔趣几近一体。扬州八怪也无不秉承了这一特性，而形铸就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以此来看袁丁的枣树系列花鸟画，我们所感到的正是这种以书法用笔为主体的书写性之美。而且，袁丁的作品中还透露着一种碑版书法那种朴拙的力感，从而在书法用笔的古雅之美中又具备了现代人的审美意味。实际上，自清中叶"道咸中兴"开始，"抑帖崇碑"就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从而抑制了"馆阁体"的诸多流弊，给中国书法带来了一次全面的复兴和繁荣。不仅如此，以赵之谦为代表的碑派还把这种碑味的书法用笔融入了花鸟画，从而给传统文人花鸟画的柔靡和随意带来了一股刚阳劲健的大气之风。之后，吴昌硕师之并以金石入画，齐白石又师之并结合时代审美趣味把中国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沿着这样的演化发展路径，当代花鸟画的创作和价值取向自然从齐白石这里延续和展开。袁丁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才在他的作品中欣赏到书法入画的笔意之美。而且，枣树题材是我们在齐白石的大量传世作品中很难看到的，因此袁丁的作品又给我们一种新颖别致而亲切的审美感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清中叶的"碑学"兴起，花鸟画将是怎样的面貌？它会不会象山水画之四王那样只能食古不化而难于创新呢？的确难以想象。好就好在，"碑学"的兴起为花鸟画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并诞生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大家。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高山仰止，作为中国花鸟画史上的一座丰碑，齐白石既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也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因此，如何跨越、哪怕是迂回这座高山，就成为当代花鸟画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清季石涛早就有"笔墨当随时代"一说，它不仅仅是石涛笔法创新的理由和借口，而是艺术发展史的必然。问题只在于如何"随时代"。实际上，无论哪个时代，个人性情与绘画的有机融合、时代精神与绘画的自然交汇，才是作为人的精神外化的任何艺术形式的必然选择。之于中国画，由于其本质特征的历史构成性和延续性，那么书法用笔依然将是这一画种的基本规范特征，所谓"质沿古意"。只是赋予具体笔墨的情致与古人有所不同而已，所谓"文变今情"。也就说，书写性作为中国画的品质具有任何时代的普适性。关键在于如何把它与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相结合。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袁丁终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那就是他的家乡漫坡边野的枣树。无论是春天四处飘香的鹅黄枣花，还是秋天通红满枝的金丝小枣，无论是夏天枝叶婆婆的翠冠，还是冬天老柯虬枝的苍劲，都给袁丁的创作带来无穷的创作冲动。这不仅仅是对故乡的一种天生的原始情素，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情致、笔墨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以此，传统的书法用笔、传统的笔墨语言通过枣树题材的创作，就赋予了时代的精神情怀。它不仅拓展了花鸟画题材，也丰富了中国画笔墨语言的表现力，进而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袁丁于是基本实现了图式语言的个性化建构。
 当把书法用笔作为审美前提和创作标准，反而为构图造型（经营位置）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性。或者说，当笔墨情趣作为主要艺术追求，一方面使得图式构成更加宽阔和轻松（从而可以创作出各种不同构成式样的作品而不重复），另一方面也为艺术风格的最后确立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这一点袁丁的作品体现的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枣树小品中，各种不同的构图造型自由、随意而各有各的形态情致，既富有引人注目的视觉冲击力，也不乏厚重而又灵动的笔墨韵味，充分表现出袁丁从容把握构图的能力、极富变化的创造力以及山东人那种自由挥洒的性格特征。
之所以在书法入画的探索中取得了适合的表现形式，一是因为对中国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二是袁丁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袁丁自少习书，在涉猎各种书体基础上尤得益于碑版汉隶，即便是纵横飞动的行草也透着厚厚的碑味，从而形成了古朴苍劲的书法艺术风格。如果说齐白石既是一座高山，也是后人不能不学习的楷模的话，那么最值得学习的应该是他的书法、金石入画，而不是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题材构图式样。这一点，袁丁有充分的认识和自觉，枣树题材的发现和探索就是一种可贵的突破。
当把书法融入绘画，又特别是枝条曲张盘环、变化多端的枣树题材，无论是躯干、枝桠、树叶、果实，都使得书法用笔的书写性达到了笔意、笔势、笔趣淋漓尽致的发挥，充分表现出袁丁书法入画的从容和自信。从枝杈纵横又层次分明的枣林大作，到果实垂红古雅精致的小品，其穿插、俯仰、避就、方圆、曲直、粗细、厚薄、光涩、枯润，都呈现着提按使转之轻重、徐疾、刚柔、虚实的节奏感。画枣树极强的书写性，使袁丁找到了情感的出口和精神的寄托。这个精神，不单有枣树自身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画家通过枣数赋予笔墨以自己的精神。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属于家乡的，又是属于中国书法绘画的。
我们期待袁丁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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