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的收藏队伍极为薄弱，大部分人对收藏一无所知。我个人进入这个领域比较早，当时能够在一起聊起来，或者说对古董有兴趣的人很少，微乎其微。大部分人对收藏古董没有兴趣。那时中国的古董市场是完全彻底的地下交易，因为能够合法买卖文物的部门只有琉璃厂的文物商店，而它们的客户基本上是外国人。其它收藏途径都属非法。但在那个时候，北京很多自发的古玩市场早已经形成。比如，最早的虎坊桥、长椿街文物市场、玉渊潭公园的古董市场、后海的荷花市场，这些市场都早于现在的潘家园市场。当时收藏队伍很小，文物市场伴随着卖菜卖肉的自由市场。大部分人都在买卖，只是每个人出售古董的途径不同。实际上,当时的收藏状况大部分是初级批发市场，一层一层地转移到有能力卖给外国人或收藏者的人手里，自然分出层次。那时的人很少想去收藏什么，尤其是利用古玩做出什么，比如投资或做博物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富比香港拍卖公司以仇炎之藏品为代表的拍卖会创出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新高。这引起许多港台藏家关注，尤其当时香港台湾两地经济迅猛发展，藏家辈出。到了八十年代末，由于佳士得拍卖公司在港拍卖的加入，两大国际拍卖公司轮番上阵，将中国古代艺术品再度推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繁荣。

　　这种局面，无疑会影响神经敏锐的中国商人。在北京长城饭店，陈东升先生、王雁南女士与我长聊，表明了对文物市场的兴趣，记得我当时非常诧异，他们不懂文物，为何如此热衷？因为那时，文物收藏及拍卖市场的两块坚冰尚未打破。

　　没过多久，1994年5月18日傍晚，在长城饭店的后花园，灯光通明，各界人士汇聚，各级领导、文物专家、行家、商界精英，笑逐颜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对于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这一天尤为重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开创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先河。

　　在嘉德拍卖公司成立之前，国人认为拍卖是外国人的事。在那之前，我在苏富比、佳士得都竞买过拍品，最早去香港参加拍卖时感到很孤单，因为他们的报价及图录中都是英文，没有中文服务，非常不方便。1992年的时候，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文物局组织过一场拍卖，请的是外国拍卖师，且付款都要付外汇人民币。这明摆着不想让中国人参与此事，他们首先从主观上觉得中国人无力参与此事，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愿望。这种基本情况一直影响当局的决策人。 　　嘉德公司的首场拍卖如期举行，它给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这是嘉德公司成立十年来对中国艺术市场最大贡献。嘉德公司首场拍卖的成功表明了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及价格的公开化，不再需通过私下的传言得知某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把私下交易变成公开交易。九十年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发生了飞跃，手机和网络的普及速度超乎人们的预料。嘉德首场拍卖的成功，表明了合法的公开交易行为和公开明确的价值取向。一件瓷器多少钱是公开的，可以类比。而我们的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我们所有的价值取向都是他们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西方人的审美与中国人审美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这不仅是买家卖家之间的公平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国际市场的公平交易。

　　中国人的销售方式历来崇尚暗下交易，比如过去的“袖来袖去”，在袖子里摸摸手指头谈生意，这是中华民族的商业文化。中国人过去不太喜欢公开叫卖，这种方式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西方人的方式，如古罗马时期的奴隶交易。十年时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买卖方式，对拍卖已经有了更多的心理准备。早期嘉德拍卖时，去的人非常多，比现在还多，以至需要发门票控制。但来人绝大部分是观望的，来看热闹，而今天观望者少了，买家多了，都是有目的去的，十年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很快的。

　　嘉德首场拍卖的成交额是14，230，000元，相对现在来说很低，全场的器物比不上现在的一件器物价格；全场的成交额比不过七年后一件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但它表明了准入市场的一个事实，表明了准入市场已经变成官方允许的行为。这张通行证对中国艺术品投资或收藏比较敏感的民情来说，犹如初升之日，让他们重见光明的希望。嘉德首拍之后，全国的拍卖行业开始陆续启动，最高峰时，全国拍卖行的总数超过百家。

　　嘉德拍卖公司是一个专业化的拍卖公司，公司的行政管理强调国际化，这为其它同行树立了一个典范。用西方的方式运营，行政及业务都由相应专家把关。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它早期的严谨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文物专家们去给他们做鉴定的时候，工作人员毕恭毕敬。十年之后，公司的业务人员的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点一滴中学习很重要，早期嘉德所有的技术力量动用的是社会力量，非自身的，都是聘请社会上的专家来完成，有些专家今天已经作古了。也正是从这种严格的运营制度，以及在技术上尊重专家的态度是保证公司今天健康发展的前提。嘉德第一场拍卖的成交额是14，230，000元，最近一场的成交额是124，948，000元，上升了9倍。嘉德公司在整个的运作中，对买家、卖家一直怀着虔诚的态度。因为拍卖公司是中介机构，它跟一般的商家有所不同，它对着两头，在买卖双方之间游说，谋求交易成功。

　　150年以来，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艺术品一直是外流的。通过各种方式，不管是西方人的掠夺、购买，还是走私，中国古代艺术品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洪流一直向西方市场涌去，这里也包括日本。由于嘉德公司不断努力和业务的扩大，在嘉德五周年时已经出现国外艺术品的少量回流，到十周年时则是大量回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古代艺术品全部外流的历史事实。当时的艺术品外流不分优劣，象决堤水库，奔涌而去。现在有了拍卖，有了公开的价格，我们的艺术品从不同的渠道部分开始回流，而且势头越来越大，由低价位的到高价位的。这是拍卖行业不可低估的成就，假设今天我们没有拍卖，至今中国的艺术品也不会这样大量回流。150年以来，中国的艺术品从来没有过以经济为目的的回流，偶而有过以政治为目的的回流，如捐献等方式，但少之又少。开放的艺术品市场结束了我们民族在艺术品上150年以来的屈辱历史。我们感谢改革开放。

　　艺术品是因为艺术而产生价值，但在市场中往往把艺术的要素去掉了很多。第一个影响中国艺术品价格的是西方的文化人，第二个是东方的商人（包括海内外的），而早期商人，往往鉴赏水平较低，这就导致了九十年代，大量的程式化的、呆板的艺术品价格非常高。而文化左右商业是规律，等到一定程度，文化自然就会影响商人，从而在商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书法在清代以前的收藏价位很高，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缘故。当时的有钱阶层都是文人，对文字有着深厚的情感。而民国以后，有钱阶层的文化素质总体程度下降，就导致了书法作品价位下降。但商业的最终成功仍避免不了文化带来的压力，中国书法在收藏市场上最终仍能实现原本价值，回归的《研山铭》就是例证。
　　古典家具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尊严，但过去重视十分不够。在古家具推广方面，嘉德公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终在家具市场上创造了世界纪录。1996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的黄花梨大理石座屏以1，102，500美元成交，这个记录曾是家具收藏界的骄傲，并保持了六年之久。嘉德2002年秋拍成交的清初黄花梨雕云龙纹大四件柜，成交价为9，438，000元，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纪录。取得这样的成果跟嘉德公司这么多年不遗余力地推广古家具有直接关系。古代家具的推广比其它器物有很大难度，但嘉德公司一直坚持市场推广，最终起了极大的作用，并获成效。

　　1995年清水山房家具专场拍卖对国际古家具界影响非常大，当时海内外大部分买家持观望态度，总标的约为8，000，000元，仅成交4，466，000元。现在来看每件都增值了很多，许多单件拍品就值当时全场拍品价格，令人不可思议。市场最能说明问题，今天翻一翻清水山房古家具专场，谁都会唏嘘不已，叹自己下手太迟。

　　从市场角度看，早期的器物市场存在盲区。十年前的藏家对器物中很重要的东西都不太认知，比如竹木牙角器、漆器、家具等，重要的就只知陶瓷。中国的工艺品中陶瓷无疑具领先地位，但其它领域的工艺品在西方也很受重视，而我们自己恰恰不太重视，尤其是家具。家具不光是拍卖行不重视，连过去老古玩行也不重视，都是捎带着卖的，觉得它不上档次。回想拍卖十年，它的成交，卖的价格高的都是些比较程式化的官窑瓷器，鲜活的比较生动的民窑瓷器价格都是很低很低的。今天，除官窑的那些精品陈设瓷，一般的御用实用器碗盘类，价格都不如原来好。而民间带有传统中国文化气息的瓷器价格却咸鱼翻身，比如笔筒，几十万元一件平常之极，这在过去没有可能。画得漂亮价格就高，也就是说，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价格越高，它渐渐吻合了中国人传统审美和价值之间的曲线，而过去的审美价值与市场价格往往是交叉的，不在一条曲线上。很多时侯，审美价值很高的东西不见得价格很高。经过近十年的调整，中国艺术品在价格规律上的曲线开始重叠，通过我们对艺术的认知来定价格。早年有些小件，如官窑中常见的小盘小碗，价格都很高，而这些年价格都停滞了，不再让藏家心动。 　　在嘉德十年之际，我们回过头看早年拍过的东西，感觉价格很便宜，大有沧桑之感。我们的认识终归有限，对市场估计也常常有误，或趋于保守，或过于乐观。其实，艺术品市场也同其它市场一样，只是相对风险小些。比如瓷器，二战以来就几乎没有跌过，呈锯齿状上升，偶尔在短期内振荡。大件精品瓷器却从未振荡过，一直稳步上升。

　　如1997年拍过的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这类的天球瓶在国内就卖过两件，一件在嘉德拍卖公司，一件在翰海拍卖公司，嘉德比翰海拍得要早，当时估价四百万元。一买家在拍卖前问我这件拍品值不值，我告诉他这类陈设瓷在雍正当年也不多见，属可遇不可求之物。他听完就买了，没人与他竞争，只举了一手，就归他了，花了令人咋舌的4，400，000元。仅三年后，这只瓶在上海重拍，成交价为700多万。再后来翰海又拍过一只略残的同样的天球瓶，价格为10，450，000元，每次上涨幅度不用算都能看出来。

　　财力与眼力是藏家应该具备的双重能力，但有往往存在矛盾，即有财力的人往往没有眼力，而有眼力的人往往没有钱，全部具有这种能力的藏家太少了。所以，西方的藏家大量使用经纪人。企业或投资者拿出固定的资金由经纪人运作，他们作为领导阶层只需作出战略决定，战术上交给经纪人。而国内的很多藏家都愿意自己冲锋陷阵而成为别人的靶子。西方拍卖行做的是二级市场，而我们拍卖行大都做的是一级市场。导致很多买家自己亲自去买，在拍卖场出尽风头，也吃尽苦头。国内经纪人的队伍特别薄弱，因为好的经纪人首先要有好的人品，其次还要有好的眼力。国内却因为这种人才的缺失出现了“地主下地干活”的现象。西方人一直讥笑我们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打仗不能靠“弟兄们，很我来”这种鲁莽获胜。就拍卖行来说，应该合理的运用经纪人制度，变推销为推荐，这样可以增加信誉度，让优秀的经纪人更好地帮你运作市场。一个好的拍卖公司理应有一个好的经纪人队伍，一场大的战役，作战参谋部至关重要。 　　嘉德公司早期的拍卖中，主要货源是挖老户，历经文革动乱，一些老户中尚有部分退赔或遗存文物。当时嘉德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找这样的老户，应该说是筹集拍品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实际让早期的拍卖公司高兴了好一阵子，似乎老户是一个富矿，取之不竭。可谁知四五年之后，这个富矿迅速被掏尽，已支撑不住庞大的市场需求。新一代藏家又成为了新的富矿，寻找或说服藏家再入市场是拍卖公司经营的第二阶段。嘉德公司根据客户资料与收藏队伍建立了良好的循环关系。许多买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会成为卖家，所以很多拍品在拍卖会多次出现。 　　作为一家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嘉德公司根据市场状况在不断调整，但中国艺术品国际市场的影响仍左右着中国人的取舍。尽管国内出现了不少有能力的藏家，也有很多大的收藏项目开始投入，但还形不成国际市场的主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西方资本主义积累了二百多年，而国内积累尚不足二十年，并且在整体上，国内的收藏群体还并未达到从内心上喜欢自己的藏品，功利性的东西太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中国收藏界还未真正意识到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但这一天已为期不远了。 　　中国的艺术品经过十年的运作，逐渐地回归到最本源的状态。艺术价值的体现，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感官上，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对其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只有用钱来衡量时才变得明白，它是一把通俗的尺子，量起来明明确确，上帝只发了我们这把尺子。我们要了解西方的艺术市场，要了解他们艺术品的价格以及在本民族艺术之林中的地位，必须通过这样一把尺子来完成。比如凡高，我们知道凡高的油画是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创造过82，500，000美元的天价，是世界艺术品价格之最。荷兰人都会自豪地说，我们的凡高博物馆中有一百多幅凡高。中国艺术品在中国人的眼中地位是最高的，犹如那句老话：孩子是自己的好。我们一直在期待自己的艺术品不受西方人的审美影响，不受西方市场的价格左右，彻底摆脱西方二百余年来对中国艺术品形成的乌云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