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千年的唐代名碑
       --突厥《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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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方/文/图


 

  唐朝时期,活跃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曾于公元7-10世纪在漠北竖起多座石碑以记功铭业。其中,内容最丰富和影响最大的即是本文所述的《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阙特勤与毗伽可汗为兄弟,在新、旧《唐书》中有记载。《阙特勤碑》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是毗伽可汗为纪念其弟阙特勤所立。《毗伽可汗碑》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唐朝立国之初,与突厥的关系时好时坏,西北边疆很不太平。玄宗时,后突厥国与唐朝关系大为改善,毗伽可汗甚至遥尊玄宗为父亲,多次请求和亲通市。唐朝在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巴盟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的库伦补隆村)与突厥互市,每年交易量为缣帛数十万匹。阙特勤与毗伽可汗先后逝世后,唐玄宗不但遣特使致吊,为逝者建碑庙,而且还御笔亲自为阙特勤书写碑文。因此,这两通碑的建立,是唐与突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两国友好关系的见证。

《阙特勤碑》汉文碑文

  《阙特勤碑》碑圭首上镌刻"故阙特勤之碑"楷书汉字,碑文为唐玄宗御制御书,字体为隶书,十四行,行卅六字,工整而法度森严。在碑文中,唐玄宗首先追述了唐与突厥历代的友好关系,然后强调双方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后,即呈现了新的和平,碑文所?quot;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对于唐与突厥的关系,玄宗在碑文结尾以诗为颂:"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碑阴侧三面为突厥文,碑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写的,表现了毗伽可汗与其弟的深厚感情,文中写道:"如阙特勤弗在,汝等悉成战场上的白骨矣。今朕弟阙特勤已死,朕极悲惋。朕眼虽能视,已同盲目,虽能思想,已如无意识。"《毗伽可汗碑》也是以毗伽可汗为第一人称叙述,两碑内容多有重复。"突厥"一词的含义,据《突厥语辞典》所译,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文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所拼写,基本字母39个。突厥人创造文字,开北方游牧民族之先河,这两通碑文可视为突厥民族最早的文学作品。  
 
▲ 《阙特勤碑》突厥文碑及拓片
 

 

  在这两通石碑中,以《阙特勤碑》保存为最好,品级也最高。"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贵族子弟的称号。元朝名相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在《双溪醉饮集》卷2《耶和林》一诗自注曰:"和林城,伽可汗之故城也。……城西北七十里有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书《阙特勤碑》"。由此可知,耶律铸不仅知道,而且还亲眼见过《阙特勤碑》。可惜当时的士大夫不知此碑在学术上的价值,故没有重视它。

  1889年,以俄国考古学者雅德林采夫为首的蒙古考古队,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墓园四周残留的石雕
 

  1892年,俄国出版了碑文图录照片。1894年,丹麦人汤姆森宣布释读出双碑,译文刊于《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中。此后,中国学者展开了对《阙特勤碑》的研究和拓印。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

  20《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中,对这个过程有详细记载。文中介绍了清驻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志锐,遣人赴现场拓印了《阙特勤碑》,其上有志锐将军的题跋,称这里的生活很豪迈,"短衣射猎,与蒙人为伍,毡房吃羊,均来得及。"此为《阙特勤碑》的第一份拓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宣统年间,清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大臣三多拓印200份《阙特勤碑》,分赠友好,并著长篇跋文发表,从此,深藏于草原的突厥名碑渐为世人知晓。1935年11月,中国蒙古史学者韩儒林先生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上,发表了《突厥文特勤碑译注》一文,使我国学术界知悉了《阙特勤碑》的突厥文内容。
 
 
 墓园残留的石雕人像

    岁月悠悠,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文物专家,以及突厥后裔土耳其国的专家,都对这两通碑十分关注。笔者近年来在蒙古国进行学术访问时,也曾对这两座石碑进行过考察。这两通石碑,现立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旧河道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亦为两人的墓园区。地理坐标约为北纬47.5度,东经102. 5度,两碑相距约为1公里。石碑用一种灰色石灰岩或不纯净的大理石所刻,其旁散布着许多唐代石刻人像(均无头),整个墓园区域为唐代所建的碑庙遗址,四周有钢制围栏保护(如图)。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这座宁静的墓园象一个不朽的座标,见证着唐朝与突厥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
▲ 蒙古草原上的阙特勤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