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迹

内蒙古博物馆 白丽民/文 孔群/摄影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史载：契丹本东胡种，其先族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退保鲜卑山，号鲜卑氏。魏明帝（曹睿）青龙（233-237）年间，部酋轲比能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弱。契丹原本与宇文、库莫奚两个部落一起游牧，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前燕主慕容功破宇文都首领逸豆归，契丹与库莫奚同被击溃，遂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北魏登国三年（388），库莫奚又被道武帝（拓拔）击败，部众逃散，契丹只得与之"分背"，单独游牧于潢河和土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自?quot;契丹"。最初是一个包括"白马"和"青牛"两个氏族的小部落，后来子孙繁衍，部众兴盛，逐渐发展为八个氏部，再后又由八个氏部发展为八个部落。到北魏时期，契丹八部逐渐形成，以聚族分布的形式，过着"随水草，就畋猎、仰酪、车帐为家"的游牧生活。契丹部落"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辽王朝强盛时的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在行政管理上，辽政权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系统，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式。同时，建五京（中京大定府、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以巩固政权，开拓疆域。公元1125年辽朝为金朝攻灭，天祚帝终于为金人所俘，契丹贵族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和存在了二百年的辽王朝，遂告结束。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为契丹建国初都城，其规模布局堪称一流，也是当时国内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中心场所。契丹文明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鼎盛时期。
 一
建国之后，契丹族逐渐完成了封建化进程，基本结束了游牧生活，但是仍然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习俗，畜牧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围猎就是契丹族的游牧而伴存的民族习俗之一，在民间广为流行，皇室和贵族也崇尚这种习俗。由于马是契丹族日常生活和游牧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所以契丹族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据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记载，契丹鞍与瑞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契丹族于公元10世纪创造了独具草原特色的辽文化，鞍马历史也进入了灿烂的时代，创造出了装饰全马的鞍马饰具。契丹族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冬春之间，河湖冰冻，他们凿冰眼用绳钩捕鱼。狩猎以骑射为主，因季节而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围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契丹贵族们生前纵马于野，驰骋游猎，死后也将生前的喜好带入坟墓，企望继续悠闲娱乐，将游猎用具和马具作为主要随葬品放入墓内。由此可见围猎活动在契丹贵族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反映出当时契丹族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冶炼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
　　建国前，契丹人基本以食肉饮酪为主，建国后则兼容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也具有了粒食的习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西方的蔬菜水果被大量引种，当时西瓜、蚕豆、胡桃、西红柿（番茄）等已普遍种植，使游牧民族从过去单一的饮食结构发展为丰富多彩的饮食。辽朝瓷器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在契丹人饮食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器具是鸡冠壶，鸡冠壶是辽瓷最具有代表性的造型样式，是契丹族匠师们根据"皮囊"发展而来的皮囊式造型，它具有契丹民族艺术的典型意义及明显的契丹文化特征。这是便于携带的容器，可用于盛水、奶及酒，深受契丹人的喜爱。凤首瓶和三彩器以及金银生活用具，则又体现了辽代文化与中原、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既丰富了契丹人的饮食生活，又增加了他们生活用具的品种。长颈瓶，一般分黄、绿、白三种釉色，形制为敞口、细颈、长腹、小底，早期有风首装饰，故又称风首瓶。辽三彩，釉色由黄、绿、白三色组成，图案以牡丹、花卉为主，人物次之，色彩浓艳，器形有长瓶、方碟、圆碟、暖盘、砚和仿生器等。在大量出土的辽三彩器中，以辽三彩摩羯壶最为精彩。摩羯源于古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经盛唐演变成龙首、鱼身、双翅的飞鱼形。唐辽金代十分流行，在辽代金银器上多次出现。此器做工精致，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三
　　被称做"国制"的契丹衣冠制度，是契丹传统的衣冠式样，是在北方草原气候条件下产生的、适于游牧经济生产活动的衣冠制度。头衣就是帽子，古时又称元服。契丹的头衣，依制作的头衣质料约可分做金冠、毡冠、皮冠、纱冠和巾帻诸种。金冠就是契丹社会最高规格的礼冠。《辽史·仪卫志》谓："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每逢国家重大祭祀活动和重要庆典时，契丹君臣皆戴金冠，其金冠的形制多为圆顶高翘冠。

　　辽代契丹族的服装，为长袍左袄，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简之内。在辽墓中随契丹人随葬的衣着多已腐烂，很难从死者尸骨上的衣服去判断契丹族的衣着，但许多契丹墓中绘有壁画，从壁画中髡发的契丹物画的装束，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契丹人的衣着情况，契丹族的上层人物（包括官员和富人）一般身着红色、白色、绿色、黄色、淡红色、淡绿色或淡蓝色的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长带，内穿红色、白色、黄色或绿色中单，足蹬黑色或红色皮靴或毡靴。仆从和放牧的劳动群众，还是以穿短衣为便，如有的身穿开襟短皮衣；有的上着淡红色衣，下着淡绿色裤；有的穿红色短裤；有的身着短衣。脚穿靴，也有穿草鞋者。还有的裤靴相连成一体，成为连靴裤。蹀躞带是契丹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带上的装饰根据身份的高低相区别，贵族用的带饰有金、银、玉、铜等质地，一般平民则系革带或麻腰带。以带束腰，男女皆如是，便于骑马奔驰，适应草原生活。

　　四
　　契丹人最初葬俗为先树葬后火葬，逐渐发展成为土葬。辽代中期流行厚葬，契丹贵族多随葬死者生前享用的贵重器物，既有反映游牧经济生活的马具和猎具，又有精美的服饰品和生活用品。在辽墓中，经常有墓主人配戴面具和网络的情况，这同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契丹葬俗）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可见使用面具为古代契丹族所特有的一种葬俗。为死者戴面具的葬俗除埃及、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古代墓葬中偶有发现外，在我国，也只在辽代契丹族的少部分墓葬中出土面具。因此面具在辽代墓葬中便成了判断族属的特别标志之一。迄今考古发现，面具有金、银、铜三种，网络有银丝和铜丝二种，并有躯体网络， 这与契丹人原始的萨满教有关，但又结合佛教受到道教影响，从而形成了这种特殊的葬俗。面具质地的不同，是墓主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在面具方面的反映。最高级别的金面具，只有像陈国公主与驸马那样地位显赫的人才有资格享用。辽代金属面具的形状，是按覆盖面具的死者的脸型打制的，所以面具所反映的面容、性别和年龄是不同的。面具面部表情约有三种：其一，两目圆睁，作生前的样子。可见于陈国公主与驸马两件金面具。这应是辽代早时期的面具特征。其二，双目闭合，作沉睡之状，表情安详恬静。这是面具中常取表情，从辽中期至晚期悉作此状。其三，面部含有笑意，可能与人死进入天国的思想观念有关。是辽代晚期作品，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并不是每个契丹人死后都有享用面具的条件，只有上层社会并享用政治特权的贵族人物死后才有条件享受如此之殊荣，即使贵族，也按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而分别享受不同质料的面具。
五
　　契丹早期宗教为萨满教，契丹崇拜太阳，故以东向为尚。有神人骑白马，天女架青牛至木叶山，相遇为配偶生人子的传说，天日神、白马神、青牛神应是契丹萨满祭祀的神灵或祖先之灵。契丹族不仅迷信萨满巫师，而且更崇拜如来与菩萨，契丹妇女用黄物把脸涂成金黄色，称为"佛装"。难怪当时有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臂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装"。随着契丹族与中原民族接触相互交流，其原始宗教在部落联盟中的影响日渐衰弱。耶律阿保机在称帝前已信奉佛教，辽建国后更加崇尚佛事，大量雕刻佛经，建造寺院佛塔，辽朝的佛教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为前代所未有。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砖塔，八角七层，但内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僧众日益增多，以至于有"辽以释废"的记载。建于辽兴宗重熙年间的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内出土的法舍利塔、造像、佛经、金银器、瓷器、漆器、丝织品等佛教文物，是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除信奉佛教外，契丹人中亦有许多人信奉道教。另外，随着西方移民大量移居辽国各地，西方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风俗也被契丹所吸收，如荼毗葬俗、依西天毗礼俗埋葬、将骨灰分别盛入用谷草、木质制成的人体模型内，此为辽代葬式中一种。契丹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大小字都采用汉字行书，楷书两体的偏旁拼合而成。它的创造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给后来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的创造以启示。在汉字文化的影响下，契丹的文化得到了发展，契丹的文学、史学、儒学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的融合。契丹民族创造的文明特征鲜明，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辽代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考古发现的文物绚丽多彩，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